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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共同富裕之路怎么走的

      點擊:260 日期:2021-08-27

      為什么這么多人把瑞典和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因為他們對瑞典的觀念停留在20世紀70年代,在那個時候,我們有理由說瑞典正在走向社會主義,然而,在瑞典歷史上,這是一種幾乎摧毀這個國家的失常。

      上世紀70年代,許多局外人第一次認真審視瑞典,他們驚訝地發現,這個國家的經濟雖然充斥著大規模的政府干預,但人們生活優渥。似乎,瑞典已經解決了難題,但其實這就像那個老笑話:你最終怎么能獲得大筆財富?因為在一開始,你本就擁有比后來更多的財富。

      早在1950年,瑞典就已成為世界第四大富國,其發展過程并不神秘。根據南衛理公會大學考克斯商學院(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s Cox School of Business)尼爾全球市場與自由中心(O'Neil Center for Global Markets and Freedom)的Robert Lawson和Ryan Murphy分析:瑞典當時也是世界第五大自由經濟體,1950年,瑞典的稅收僅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1%,低于美國,比英國、法國和西德等國家的水平低了大約10個百分點。

      瑞典的自由主義革命

      這個小政府時代是一個更早之前體制轉型的結果。在19世紀中期,瑞典政府開始由財政部長格里彭斯泰特(Johan August Gripenstedt)領導的一批古典自由主義者掌管,格里彭斯泰特表示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讓他看到了自由市場的優越性,在很短的時間內,這些自由主義者廢除了行會制度,取消了貿易壁壘,解除了對商業和金融市場的管制,并開始廢除對婦女的法律歧視;他們還實行了開放的移民出入境政策,這立即導致瑞典人排隊等待任何可以把他們帶到美國的船只——在那里,他們學習了有關人類自由和商業組織的理念,這些理念將會更加激勵他們的同胞回到祖國。

      格里彭斯泰特曾承諾,他的改革將有助于把極度貧窮的瑞典變成歐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他在1866年離開政府時,受到了廣泛的嘲諷。保守派批評人士稱他為懦夫,指責他在國民即將見證其政策如何摧毀國家的時候離開了,批評人士堅持認為,取消政府管制將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外國競爭對手將使瑞典工業陷入一片廢墟。

      但事實證明,格里彭斯泰特是對的。改革開啟了瑞典的工業化進程:從1870年到1913年,瑞典的人均GDP以每年2%的速度增長,比西歐其他國家快50%。在此期間,公共支出還沒有超過GDP的十分之一。然后,瑞典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袖手旁觀,同時保持市場開放和低稅收,并比其他國家更謹慎地擴大政府的規模。

      社會民主黨(The Social Democrats)在1932年上臺后,很快就成為一個務實的政黨,事實上,一些社會民主黨人比許多右翼人士更堅定地支持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他們知道,大型跨國公司帶來了商品,因此它們提供了非常友好的條件,并給予慷慨的資本成本扣減。瑞典的社會黨人讓市場保持自由,讓市場創造財富,并著手進行部分再分配——但還不至于威脅到財富的創造。

      與其他國家相比,瑞典堅持自由貿易,保持國際競爭來確保企業不斷重組和創新。工會允許農業、航運和紡織業等老行業溫柔地進入那個良夜,只要新的行業出現來取代它們。

      在格里彭斯泰特辭職一個世紀后,他對瑞典曾經廣受嘲諷的希望實現了:瑞典現在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恰好,瑞典也是社會主義試驗的理想場所。

      社會主義實驗

      20世紀瑞典社會民主主義的兩位主要思想家貢納爾(Gunnar Myrdal)和阿爾瓦·米達爾(Alva Myrdal)認為,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特別適合建立一個慷慨的福利國家——它們擁有有競爭力的企業,國家富有,能夠為所有這些項目提供資金;它們的人口也是同質的,有著強烈的職業道德、廉潔的公務員制度和高度的信任。如果在這里不能建成福利國家,那么很難相信它能在其他地方行得通。

      社會民主黨緩慢但穩步地干預教育和醫療,并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提供養老金、失業、產假和病假福利。大多數福利都是按比例支付的,這樣中產階級就會有興趣支持這個體系。

      但很快,隨著國際社會主義浪潮的涌入,社會民主黨加緊了管控。從1960年到1980年,公共開支翻了一倍多,從占GDP的31%增加到60%,稅收暴漲。政府開始對企業和勞動力市場進行細致監管,社會民主黨甚至開始嘗試將大企業社會化的制度,即建立“工薪階層基金”(the wage earners’ fund)。

      這是瑞典模式引起世界關注的版本,也是伯尼·桑德斯記得的版本。在社會主義獲得最高國際威望的確切時刻,這個民主小國似乎證明了社會主義和財富可以結合在一起。

      但這就像在同一時間給貓王拍照,然后得出結論:要想成為搖滾樂之王,就得吃香蕉和培根三明治配處方藥。瑞典在達到頂峰時的表現,與它之前的表現正好相反。

      金棕櫚獎的地獄

      這是一個只有美國和歐洲報紙報道的瑞典榮耀時刻。事實上,這是瑞典的阿特拉斯聳聳肩的時刻:為逃避稅收和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人才和資本紛紛逃離瑞典。瑞典企業將總部和投資遷到了更友好的地方——宜家去了荷蘭,利樂去了瑞士。比約恩·博格和其他體育明星逃往摩納哥。定居瑞士的著名小說家維爾海姆·莫伯格(Vilhelm Moberg)抱怨說,瑞典政府是一個“沒有道德和詩意的怪物”。傳奇電影制作人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在被誣告逃稅后前往德國。

      “這簡直是地獄,”總理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關起門來說,他指的是他甚至無法讓自己相信的工薪階層基金。瑞典經濟已經習慣了超過其他所有工業化經濟體,但現在開始明顯落后于它們:1970年,瑞典的人均財富比七國集團還高10%,到1995年,這一指標變成了落后10%以上,而在此期間,瑞典私營部門沒有創造出一個凈就業崗位。

      盡管貢納爾和阿爾瓦·米達爾抱有希望,但政策在瑞典甚至沒有奏效。大規模的政府干預不僅破壞了生產力和創新,也破壞了使瑞典成為最佳實驗地的基礎。對于那些在自由市場和個人責任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人來說,值得稱道的工作精神仍然完好無損,但它在新一代的人身上受到了侵蝕,這些人在工作時只經歷了高稅收,而在不工作時卻享受了慷慨的福利。失望的貢納爾感慨道,人們正在變成“一群騙子”。

      認為為獲取公共利益而說謊可以接受的瑞典人的比例,從1960年的5%上升到2000年的43%。在實施了慷慨的病假福利之后,那些客觀上比地球上任何其他人口都健康的瑞典人突然比任何其他人口都要“請病假”——可疑的是,在狩獵季節和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期間,經常是男性員工。

      有一段時間,由債務和通脹推動的繁榮讓瑞典經濟緩慢瑞典增長。但當這一切在1990年結束時,瑞典遭遇了一場驚人的崩盤:失業率飆升,預算赤字很快達到GDP的11%。1992年有幾天,瑞典央行試圖以500%的利率來捍衛瑞典貨幣。

      反向改革

      此時,一名旁觀者已經得出結論,瑞典的半社會主義實驗是“不可持續的”、“荒謬的”、“腐朽和墮落的”。這不是該項目的意識形態反對者的觀點,而是一個有著痛苦經歷的人的觀點:社會民主黨財政部長費爾特(Kjell‐Olof Feldt)。

      他的結論是:“民主社會主義絕無可能,它就是不起作用”。各個政治派別一致得出結論——除了市場改革,別無他法。1991年至1994年,首相卡爾·比爾特(Carl Bildt)領導的中右政府實施了激進的改革計劃,使瑞典回到古典自由模式,但社會民主黨人也接受了許多改革。

      他們將政府的規??s減了三分之一,并在公共財政方面實施了盈余目標。他們減少了稅收,并取消了對財富、不動產、贈與和遺產的稅收。國有企業被私有化,金融、電力、媒體、電信等市場開始自由化。瑞典還加入了歐盟,獲得了進入其最重要市場的免關稅待遇。在布魯塞爾,瑞典成為財政緊縮和放松管制的主要聲音。

      在公共部門,瑞典實施了選擇和競爭,并建立了教育券制度。而且,令外國人難以置信的是,社會民主黨和中間偏右黨派同意終止社會保障中的“現收現付”(pay - as - you - go)制度,代之以固定繳款和私人賬戶?,F在養老金的發放取決于經濟的發展,而不是政客的承諾。

      這是轉型。在1980年至2000年間,瑞典在世界經濟自由度指數的10分制范圍內提高了2個百分點,相比之下,里根時代的美國和撒切爾時代的英國分別提高了0.5和1.8個百分點。當然,瑞典的起點較低,但仍然是一個相當陡峭的攀升。

      從那以后,瑞典的經濟再次超過了鄰國。盡管改革對許多部門和團體來說是痛苦的,但對公眾來說卻是福音。從1970年到1995年,當全世界都認為瑞典是工人的天堂時,通貨膨脹幾乎吞噬了他們所有的工資增長。相反,自1995年以來,實際工資增長了65%。

      社會民主黨工業部部長羅森格倫(Bjorn Rosengren)總結道:“社會民主黨的成功模式是社會主義言論,但中間偏右的政策?!?br />
      公共開支和稅收現在降到了西歐的正常水平。瑞典社會支出占GDP的26%,比利時為29%,法國為31%,但和美國比,瑞典的這一指標仍高得多。瑞典政府為公民提供醫療保健、兒童保育、免費大學、父母和醫療假期補貼。

      對工人工征稅

      但瑞典人并不愿承認上述福利未對經濟造成更大拖累的原因——瑞典的稅收體系不是為了壓榨富人而建立的(富人太少了,而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過于依賴富人),相反,瑞典壓榨窮人:他們是忠誠的納稅人,他們負擔不起稅務律師,而且他們從不把資產轉移到巴哈馬。

      瑞典稅收收入中,97%來自于工資的比例稅和統一的地區稅,約占每個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只有3%的所得稅收入專門來自于"向富人征稅",而美國的稅制則要累進得多。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最新比較,美國收入前10%的人繳納45%的所得稅,而在瑞典,他們繳納的所得稅還不到27%。如果桑德斯和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抱怨美國富人沒有支付他們的“公平份額”,他們會非常討厭瑞典模式。

      此外,超過四分之一的政府收入來自消費稅,也就是說,購買同樣的商品,窮人與富人支付的稅收一樣,這包括對大多數商品征收25%的增值稅。

      瑞典社會主義者吸取了其他國家社會主義者難以理解的教訓:你可以有一個大政府,也可以讓富人來買單,但你不能兩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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